美国内政部长呼吁参议院支持政府将国家带入新的能源经济时代

真正承担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主体并不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政治主体才是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承担者。

德国也允许下级法院筛选出违宪疑虑然后提交宪法法院。而且,即便宪法案件到达宪法法院,宪法法院还有合议庭对案件进行筛选,多数案件在合议庭阶段就会被判定不予受理或者支持诉愿请求,只有涉及基本权利的新颖性案件才会进入后续审判庭实质的审理程序。

除了我国宪法文本和合宪性审查的实践以外,比较法上也有将合宪性审查权进行区分的成功经验。[9]关于宪法的政治化实施方式,参见翟国强:《中国语境下的宪法实施:一项概念史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12]该审查案例中,有关的违宪情形实际上无需审查机关对条文背后的立法事实进行审查,只需对比宪法条文和法律条文的字面表达就可确定法律条文违宪。《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第2条仅授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等工作职责。2.派生于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合宪性审查权何为保证宪法实施义务?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宪法依据在《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包括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参照党通过提出建议的方式间接领导宪法修改,党领导合宪性审查的方式也应当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领导。民法典+模式主张民法典才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基本法，其与已经出台的刑法相关条文、网络安全法等以及即将出台的数据安全法，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之间属于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是由民事基本法与行政单行法构筑的。

在基本权利教义学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宪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保护程度提出了领域理论(Sphrentheorie)。上述分析表明，从实定法规范来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有时等于对人格权利的保护(即涉及私密个人信息时)，有时又低于对人格法益的保护(即涉及英烈人格法益时)。这里的难点就在于：私密个人信息以外的个人信息到底应当给予何种程度的法律保护？正是在这一点上，前文得出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宪法基本权利的结论能够超越传统民法视角带来新的启发。(32)龙卫球、刘保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与适用指导》，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页。

(16)但这不能导出行政法学者提倡的排他性的公法权利说就自然成立。参见周斯佳：《个人数据权与个人信息权关系的厘清》，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⑤二是行政法学者提出排他性的公法权利说，认为人格权是一项传统的民事权利，而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随着计算机大规模采用才出现的新事物，个人信息保护是信息时代的一项全新挑战，个人信息控制权是需要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一项新型公法权利，其目的在于将信息主体的权利转变为信息控制者的相应法律义务，违反法律义务就等于是对信息主体权利的侵犯，从而使信息主体对抗信息控制者信息处理行为。墨西哥宪法第16条规定：所有人都享有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以及访问、更正和删除此类信息的权利，并依法享有反对公开其个人信息的权利。斐济宪法第24条规定：所有人享有个人隐私权，其中包括：个人信息的秘密性受保护的权利。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源自域外的宪法的第三人效力理论展开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宪法条文基本都是21世纪后制定或修改而来。转引自姜福晓：《人格权财产化和财产权人格化理论困境的剖析与破解》，载《法学家》2016年第2期。而在客观法面向下，基本权利主要具有三种功能：一是制度性保障功能，即宪法所保障之各种基本权利，国家均负有使之实现之任务。(74)公允地讲，上述分歧并非不同部门法学者之间关于孰主孰客的门户之争，也不是凌空蹈虚的理论遐思，而是触及个人信息的多种法律保护机制之间究竟如何协调的现实问题。

后者试图将宪法的价值、精神融入普遍的法律解释，其中也包括对民法的解释，饱受批评。(63)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

法益论者看似采用文本主义的立场反对把个人信息视为法律权利，实则是担心把个人信息作为客体排他性地归属于信息主体的做法，会使得个人对其一切具有识别性的个人信息(不区分重要和非重要的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享有决定权和控制权，这无异于保护一种漫无边际的个人意志……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和个人活动的展开所仰赖的信息交流这个前提。三、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强度设定在澄清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宪法基本权利、具有私法权利和公法权利两重属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对其应当给予何种强度的法律保护？传统部门法视角下，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对此长期存在争议，主要体现为对个人信息到底指向权利还是法益、是人格权还是财产权有不同看法。

Elbert Lin."Prioritizing Privacy:A Constitutional Response to the Internet",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7,No.3(2002).美国学界也在呼吁联邦最高法院向德国学习，正式明确该项权利。强调人格利益，则势必强调信息主体对于其个人信息的‘支配性，留给信息业者‘利用个人信息的空间就较小。综上，民法学界试图通过明确个人信息的权利或法益、人格权或财产权属性来推导其法律保护强度的进路，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能成立。(85)本文通过论证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一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且同时具有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两种属性，为该领域法奠定规范和价值基础。(18)参见邢会强：《大数据交易背景下个人信息财产权的分配与实现机制》，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这些争论看似是关于个人信息权益在民法上的属性，实则指向其法律保护的强度，因为在民法学者看来，不同属性代表不同保护强度，确定了属性也就能推导出相应的保护强度。

比如有学者就指出，个人信息保护属于民法范畴，当个人信息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法院起诉，以制止侵权行为或者获得赔偿。事实上，根据民法理论，无论是权利抑或法益，本质上都指向对特定民事利益的法律保护。

(36)可见，民事权利或民事法益外观上看存在是否法定化、类型化的差别，但实质上没有根本性差异，只是程度之别，即一般认为对法益的保护总体上要弱于对权利的保护。而在我国，由于宪法并没有可诉性，所以为了在私法关系中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权利，必须首先在民法中加以明确，此后，民事特别法中才能够给予补充规定，这样才能够为个人信息权提供全面的保护。

有学者指出，在德国民法上，‘利益中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部分，是‘法益。在这方面，宪法上的比例原则(特别是包含目的正当性的四阶层版本(63))可以提供有益的思维框架和分析工具。

Timothy Azarchs."Informational Privacy:Lessons from Across the Atlantic",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2014).(24)参见屠振宇：《宪法隐私权研究—— 一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理论论证》，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227页。这意味着其所对应的公法和私法两种法律保护机制之间，既不能非此即彼，更无须厚此薄彼，而应统合在宪法基本权利框架下，各负其责，达致合力。(26)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批判》，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可见，三种价值立场背后的真正冲突在于：何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恰切程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判断保护程度高低的参照系是什么？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民法典总则第五章和人格权编均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利规定于个人信息之前，似乎是在表明两者有区别。

(67)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更为总体、抽象，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则更加具体和技术化。(12)除此之外，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统计法、出境入境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均有类似规定。

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30)参见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

(58)由此可见，在宪法视野中，人格权不一定代表权利主体的强支配/控制，财产权也不必然指向权利主体的弱支配/控制，二者其实同处于一道光谱，权利主体本身支配或控制的强度取决于客体权利所代表的利益。(27)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为达成此项任务，国家自应就各个权利之性质，依照社会生活之现实及国家整体发展之状况，提供适当之制度的保障。制定实施本法对于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其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48)个人信息保护法沿袭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区分敏感个人信息和个人信息，对前者提供更高程度的保护，比如要求取得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黄宇骁：《论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无效力》，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

在民法典之前，早已有一系列法律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可以对抗国家公权力侵犯的公法权利，包括刑法(第253条)、护照法(第12条)、居民身份证法(第6条)、国家情报法(第19条)等。(66)程啸：《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

(19)例如希腊宪法第9条规定：任何人就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使用，尤其是通过电子手段为之的，都受到法律保护。(21)典型代表如德国第二人口普查案确立的信息自决权(22)和美国在华伦诉罗伊案确立的信息隐私权。

第一，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是同一种个人信息，都能对抗任何组织和个人，且同时具有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属性。(73)第三，公法责任基础论主张，个人信息保护不能只依赖事后损害赔偿救济，而是要求为数据控制者规定广泛的法律义务，并通过设立专门、独立、权威的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机构来提供有效的保护。